由此，才必须区分精英法学院和非精英法学院。
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本质上属于人权范畴。管仲最早提出这种主张。
机会公平纲领要求摒弃先赋性特权、身份等级等不公正因素的影响，保证每个社会成员能够有一个平等竞争的条件，从而拓展个人自由创造的空间，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人的能力和潜能。同时，要坚持和改进党对司法的领导，加强和改进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确保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切实维护司法权威和公正; 要大力培养理性的司法文化，尊重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为司法机关创造公正司法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物质条件。辛亥革命以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代表的先进力量，致力于组建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时，与其他爱国党派和进步力量进行政治协商，宣布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例如，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这一法治的普遍规律，美国有美国的具体体制和做法，法国有法国的具体体制和做法，中国有中国的具体体制和做法。正如马克思所说: 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第二，实体公平，就是权利义务对等，既不允许存在无权利的义务 ( 奴役) ，也不允许存在无义务的权利 ( 特权) ，每个人都既享有权利又承担义务，自由地行使权利，忠实地履行义务因此，民主体制是什么，不是什么，答案一目了然。但改革涉及法院系统人事组织、行政管理、审判方式等各方面的调整，牵扯到许多跨部门深层次的政府架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
（景汉朝、卢子娟：《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若干问题研究》，载《法学研究》一九九七年五期，第3页）改革的对象，则是人民法院传统上走群众路线办案形成的先定后审、纠问式庭审和庭审走过场等，跟法治时代不般配的做法。柯先生生前以博学及献身公益事业著称。而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司法方针，也如同诉诸神意、求问神谕的祭祀仪式，要求的是司法者的忠诚与正直，而非技术知识。作为女神则与基督教教义不符）。
并将剥下的皮裁剪了，一片片蒙在大法官的座椅上。安分守己的中产阶级习惯了崇拜那块蒙眼布，不敢不信一部美国人的自由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程序的保障史（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弗兰克富特语，Malinski v. NewYork, 324 U.S. 401, 414 [1945]）。
我们讨论过的鲁迅肖像权案中，被告方提出诉权、时效、管辖等抗辩事由，便是一例（见《读书》二〇〇一年三期拙文《鲁迅肖像权问题》）。工具主义的法治，比起形式平等的法治来，更需要人情常理的衡平而坚持超越法律的实质正义。而且问题的根本，不在审判方式、法官学历等技术培训和资格证书的不足，甚至也不在一些部门的腐败风气。判决或裁定，也是先宣布后敲槌。
而程序标志着的，正是那理性之光的疆界。只不过那正义另有法律之外的渊源，例如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民间惯例，故而司法不必受程序约束。在这一点上，包青天式不受程序约束的侦察办案，以道德理想取代法律原则的公案故事，其实并无太多中国特色。从此，蒙眼的正义不必事事求问神谕，也不必天天向国王鞠躬。
所以我想，为纪念柯先生，表彰他的成就与理想，不妨从这句格言出发，考查一下正义女神的像章谱系，谈谈程序在改革中的中国的政法地位、功用与价值。这大写的理性，自然是不受王权、教廷辖制的。
实体法本本答应的权利，总是比程序法所能辅助实现的要多一些也漂亮一些。按理说，法治沦为少数人的福利，社会上该有大声的抗议。
妈祖头上插一根羽毛，用来在她的天平上称量死者的心灵。不是一两次审判方式的改革，甚至大胆引入英美法系对抗制诉讼，所能解决的技术问题。解难、办实事，亦即主持正义、实现人们普遍认可的正当权益。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市民阶级渐渐壮大，蒙眼布的含义才慢慢变了。主要动因，是法院案件多人员少，力量与任务的矛盾日益突出，想借此减轻法官和法院调查取证的负担。此类儆戒画中有一幅极出名的《康帝行刑图》。
不过去年六月，最高人民法院就齐玉苓诉陈晓琪等姓名权纠纷案批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释［2001］25号），认为：被告冒用原告姓名、顶替原告升学，看似侵犯了姓名权，实质是剥夺原告依据《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意味着，某些老百姓期待享有的权利，虽然在现阶段不受司法保护，却是有法理依据的。
必须情理法并重或如那柄新雕的羊头法槌暗示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才能避免失误。但是，服侍女神的祭司却常常是瞽者：视力对于专职求问神谕的人是多余的东西。
所谓程序，就司法而言，即专为实现法律规定或赋予的各项权利而制定的一套套规则、方法和步骤。形式平等是对阶级特权的反动。
谁来调解仲裁？血气方刚的容易受水仙女的勾引，老于世故的却不敢对权势直言。这个道理，拿来衡量中国的司法改革，则可知道扭转重实体，轻程序的局面，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当然，改革审判方式，离不开审判者自身的改造。公民的一部分宪法权利，终于开始摆脱睡眠或半睡眠状态（见《中国青年报》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五日采访报道）。
与之相对，那些通过程序主张并获得保护的权利所依据的条文规范，便叫做实体(substantive)法。这也有程序的一面，就是在开展学历资格培训的同时，革新中国法官的形象举止：卸下肩章大沿帽，换上西装黑法袍。
否则法律原则的妥协、程序规定的克服就无章可循。读到第五章，有这么一个故事，印象颇深：天庭上的众神失和了，世界处于灾难的边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新近颁布的《试行规定》，操作程序为：开庭或继续开庭，先敲槌后宣布。所以有政治问题法律不管不判的学说，以便坚守司法的疆界，将法律与其他政治程序隔离开来。
她的埃及前身，则是享受法老供奉，为天地维持秩序的妈祖(Maat)。同理，如果小说涉及真人真事或新闻报道批评失实，引起名誉权官司，作者或报社也不能以言论自由抗辩，而只能就事实真相、主观过错、名誉损害以及言论与损害间有无直接因果关系等民法上侵权之诉的要件，提出答辩（见《读书》二〇〇〇年十一期拙文《案子为什么难办》）。另一方面，因为正义不再直视对象，无须关照个案的特殊性，程序上的公正或正当程序(due process)就可以脱离实体权利而表现独立的价值。所以说，法治的根基在信仰与习惯。
最后，天帝身旁站起一位白袍金冠的女神，拿出一条手巾，绑在自己眼睛上，说：我来。故重实体、轻程序不但是政治文化和心理传统，也是法律得以顺利运作，分配正义，法院法官得以维持民众信心，争取最低限度的独立的现实手段。
法槌的设计，却是极传统的。法治的一般要求，法官应学会克制，谨慎甄别，奉行所谓俭省司法的原则，坚持能不做就不做的惯例（艾伯拉罕，第364页）。
批复因此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但是在中国，由于司法的正义的渊源在法律之外，法官必须采取相反的策略，模糊程序的界限，才可保证司法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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